1958年2月11日，遵照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宣布免去周恩来总理兼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并正式任命陈毅同志担任外交部长。
陈老总的领导风格与周总理迥异，此差异亦成就了他外交事务中的独到之处。
周总理在外交领域的工作，展现出刚柔并济的独特风格。他既能鲜明地表达观点和立场，针锋相对，又擅长团结广大民众。相较之下，陈老总则有所不同。尽管他也重视以理服人，但长期的军旅生涯塑造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因此，在外交场合，他往往言辞犀利，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
毛主席随后对陈老总这种风格甚是欣赏，不禁赞誉道：
“陈老总担任外交部长，堪称当之无愧的部长人选，他让外国人深刻认识到，这位部长绝非易与之辈！”
陈老总虽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心中却难以掩饰那份忐忑。他忧虑自己能否胜任这一重任，于是向当时身在北京的叶剑英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叶帅，原本这车理应由您来驾驶，您若是再不履行职责，岂不是要让我承受这过重的负担！”
叶剑英闻言，微笑。
据相关资料显示，周总理曾有意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外交部长一职委以叶剑英。这一决定，也是陈老总后来对叶帅发表那番话语的深层原因。
一
周总理对新中国的外事工作筹备，实际上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便已悄然启动。
彼时，尽管解放战争的胜负尚悬而未决，周恩来同志已然洞察到战争胜利的曙光之后，我国将迎来建国的大业。对我党而言，组建军队、政府、工业、农业、商业以及教育等领域的机关并非难事，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外事工作却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毛主席对周恩来的提议给予了极高的关注，自1947年初起，党中央便陆续组织了一批曾参与外事工作、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对他们进行重点保护和培育。
这些具备丰富外事工作经验的杰出人才，是我党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的积累与磨练中精心培养而成的。
在大革命时期及随后的土地革命年代，鉴于中国共产党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外交工作主要集中在应对这两个方面。
自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及共产国际建立起上下级隶属关系，彼时的“外事工作”便与通常意义上的外交事务有着显著的不同。
我党意义上的外事工作真正起步于抗战时期。当时，外事工作的核心宗旨是为统一战线服务，旨在最大限度地让外界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
1940年11月，毛主席对周恩来作出指示，强调需强化与美、英两国间的外交沟通。周恩来深刻认识到这一任务的紧迫性，随即对南方局的架构进行调整，将原本负责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小组升级为南方局外事组。
在严格意义上界定，我党首设的专职外事机构即为南方局外事组。该部门的核心职责便是积极联络各国大使馆，涵盖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以及捷克等地的使领馆，同时亦与驻华美国新闻处及众多外国记者取得联系。
南方局外事组工作成效显著。
图|美军观察延安
1944年五月，由美联社、美国《时代》杂志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塔斯社等国际知名新闻机构的驻重庆记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该团莅临延安，此举不仅为延安，更拓展至整个陕甘宁边区，开启了对外交流与沟通的新篇章。
周恩来当时便敏锐地察觉，这或许将成为我党外事工作的起点。
当时，在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遭遇挫败，这一情况促使美国开始关注中国抗日战争的实力，尤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请求，要求派遣美军观察小组前往延安进行实地考察。
蒋无奈接受。
此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对我区及敌后根据地的访问，标志着他们对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初步了解得以通过实际接触得以深化。因此，我们不应将他们的到访与观察视为寻常之举。相反，这应被视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统一战线的拓展，以及外交工作的初步展开。
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了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外事小组，该小组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兼任组长。
中央军委外事组的大多数成员，均投身于抗战胜利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事务之中。
二
1947年三月，随着党中央从延安迁离，外事小组亦同步启程，随同队伍转战，最终抵达山西省临县，并在那里整装待发。
同年5月1日，依照中央的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外事组正式成立。叶剑英同志，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被任命为该组主任；王炳南同志则担任副主任一职。
中央外事组的核心职责在于深入剖析国际局势、解读党的外交方针，编纂相关参考资料，同时负责编辑并印刷部分对外宣传资料。
中央外事组虽与后来的外交部尚不可同日而语，然其却为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之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应当明确指出，自那时起，中共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便始终由周恩来同志负责领导。
显而易见，叶剑英身兼外事组主任一职，因此在组建外交部之际，周恩来首先想到的便是叶剑英。
毫无异议，叶剑英将军本身就拥有深厚的涉外工作经验。
叶剑英虽非专职负责外事，然诸多外事事宜实则多由其引领开创，如昔日南方局外事组的成立，亦可见其身影。继后，南方局外事组促成中外记者参观团及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时任中共中央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亲自接待，并精心安排了他们的行程。
叶剑英详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使全国乃至全世界得以客观、真实地洞察我国抗战的严峻形势。
1946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特使马歇尔赴中国，旨在调解国共两党间的纷争。随后，马歇尔在北平设立了临时调解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通称军调部，承担着调停国共两党军事冲突的重任，并严格监督双方对停战命令的执行。
当时，我党在北平军调部的核心成员包括：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秘书长李克农；执行处处长宋时轮；交通处处长耿飚；整军处处长陈士榘；新闻处处长黄华；秘书处处长冯铉；行政处处长伍云甫。
许多人最终成为外交官。
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面对周总理的举荐，叶剑英竟然罕见地婉拒了。
“罢了，毕竟我自幼习武，心中更倾向于留在军旅。”
叶剑英同志的外事工作经验固然丰富，然而彼时他肩负的兼职职责亦颇为繁重，尤其是他同时还担任了诸多其他职务。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
叶剑英也无可奈何。
同年八月，叶剑英接获了更为重大的任命，肩负起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他全面负责广东战役的组织指挥工作，并统筹协调华南地区的党政军一体化运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非周总理莫属。
三
1949年9月，周恩来指示当时担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王炳南，着手筹设外交部，其职责不仅包括为外交部选定办公地点，还涵盖负责编制外交部各部门的组成人员名单。
凭借外事组既有的架构，王炳南在短短一个月内便迅速构建了外交部的基本框架。
图|王炳南
1949年9月30日，在认真聆听了王炳南的汇报之后，周恩来郑重地向他宣布：
“自此刻起，中央外事组的使命已然圆满落幕。自此，我国外交部正式拉开了工作的序幕。”
开国大典圆满落幕之后，周恩来总理随即对王炳南作出指示，要求他即刻将毛主席在典礼上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及由他本人以外交部长身份签署的公函，迅速递交至各国政府。
公告明确指出：
“经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同志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一职，同时兼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以“外交部长”之职签署的官方函件，亦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精心制作的信封信纸。
“兹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今日已发布一项公告。现随函附上该公告，敬请转呈贵国政府。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实属必要。敬请某某先生查收。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1949年10月1日。”
1949年11月8日，我国外交部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此次大会由王炳南先生主持，他当时担任办公厅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外交事业的开拓与发展贡献了卓越的汗马功劳。
自周总理肩负着繁重职责，身兼数职，五十年代中期，毛主席深思熟虑，提出了“外换帅”的构想，并最终择定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老总担当此任。
1954年秋季，陈老总奉调至北京，肩负起国务院副总理的重任。不久，他更是一身兼多职，同时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
换言之，自1954年起，中央便着手为陈老总担任外交部长一职做好准备。此后数年间，陈老总多次随周总理出访海外，并频繁参与各类外交活动，以此积累宝贵经验。
在1956年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毅元帅光荣地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陈老总接任外交部长一事，原本已是确定无疑。然而，由于他在当年赴西藏进行考察时，不幸遭遇高原反应，身体出现不适，以致在参加印度驻华大使馆举办的电影招待会时，不得不中途退场，无法履行正常工作职责。因此，这一任命不得不推迟了大约一年。
截至1958年2月，陈老总正式就任外交部长一职。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陈老总接过了周总理的重任，外交事务依旧在周总理的指导下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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